怎么看，怎么办——新华社五论中美关系

可以说，齐泽克对被排斥者的革命潜能寄予厚望。

完善跨境电商制度，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行为。（二十一）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鼓励农村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等活动。（六）健全普法责任制。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引导企业树立合规意识，切实增强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法治观念。

（二十八）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引导。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例如，在陶国强、祝树标等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赔偿纠纷案中，原告陶国强等四人请求确认东莞国土局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杰违反宪法第27条第2款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规定，但公民并不享有请求国家机关依靠其支持、密切与其联系的基本权利。

国家通过立法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先要确定基本权利的核心，并围绕基本权利的核心形成保护范围，同时还要考虑国家履行基本权利保障义务的可能性例如，当时有的认为，人大是‘可有可无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只不过是‘举举手，办手续，走形式。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在第一届全国人大讨论五四宪法草案时，彭真发言指出，彼时中国社会中守法意识不足，例如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错误地认为，法律是只管老百姓或者只管‘小人物的，至于‘大干部‘大人物，只要注意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就够了，对法律遵守不遵守，是无关重要的，一些工人、农民认为人民既然已经当家作主，就用不着再遵守什么法律，当时此类错误思想不一而足，在各个层面、各个行业、各种社团之中皆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鉴于此，必须依靠人大制度对包括执政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内的各种组织以及社会各界进行监督，即人民群众是专政机关的依靠，专政机关是人民群众的武器，二者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巩固我们国家的法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还有的把人大常委会当作政府的一个部门……[34]这一切都迫使全国人大的主事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在拨乱反正之后迅速提升人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使其尽快与宪法规定相符。于是，做与说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2001年2月，辽宁省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表决时未能获得通过，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1997年，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新闻稿。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大制度，并对人大与法院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法院的产生、法院院长的选举和罢免，以及对法院的监督权属于人大。当然，健全人大制度，还必须将人大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关联在一起，从更高的制度层面入手。

执政党、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这三个原本具有不同职责的主体，借助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制度被稳定地关联在一起。法院年度报告工作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制度的引领作用，通过人大代表整合社会大众对司法工作的意见，促使法院系统自觉地将自身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紧密结合的特色制度。经过短暂的摸索，迅速确定了执政党对法院的领导体制，例如政治法律委员会设分党组干事会接受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法院内设党组领导法院内部工作等。[23]忽视法院审判能力建设的问题后来愈发严重。

为了将这种认知上升为全党以及司法系统内的共识，195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文称为五四宪法）正式诞生。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制度，已由最初的撰写、报告工作、大会表决等几个环节，演变为向代表们征求意见、撰写报告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及执政党预审、正式报告、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适当修改、大会表决、召开专题会议落实等一套复杂的制度模式。例如董必武195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专门提及当时发生在华东地区的一件事情，江苏松江县法院的一位审判员在审讯一位资本家时，这个审判员说：‘你犯五毒了……。

[9] 1951年9月，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召开。其次，它与执政党的宏伟政治追求紧密相关。同时，该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司法机关究竟应该向谁报告工作？是向人民代表机关，还是向人民政府？抑或是向执政党？ 与此同时，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也在陆续召开。此后，类似的话语不断被反复提及。（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二）应对守法精神不足之国情 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制度的形成，也与执政党对中国法制国情的判断有着一定的关系。

我问过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马伊同志，大会发言效果怎样？他说，很多代表都到休息厅喝茶、吃点心去了。在实际执行中，以1983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一直采取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全国人大代表全体会议上口头报告的方式进行，再以分组方式接受全体人大代表的审议和政协委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规定，既与当时人大尚未召开的现实有关，也与当时党内一些人的担忧不无关系。

五四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方面，司法能力不足和司法腐败现象屡有发生，引发了民众对司法工作的不满。

该条例的第10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监督。[49] 以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例。第一，提高会议质量的压力。在依法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特定背景下，类似事件的发生自然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

不过，先前的那些研究成果大都只是从人大制度或者法院制度本身展开讨论。当时有的报纸提出要自己写稿子，分管新闻报道的一位副秘书长说，对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新闻报道，新华社给发个通稿就行了。

[30]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405页。二是确保党对人大工作的绝对领导。

鉴于法院与政府这两类组织在性质上不同，当时在构建其关系时作了不同的安排。目前各省市民政部门，应注意把县一级人民代表会议开好，各大城市民政部门应注意把区级人民代表会议开好。

这些观点最终体现在人大制度之中。以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建立特约监督员制度，聘请一些代表委员为特约监督员，增加反映问题的渠道。就此而言，八二宪法表述方面的上述变化应非偶然，而是意味着宪法规范层面法院向人大年度报告工作制度出现了新的可能。

[15]1953年4月，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召开。[14]由于兹事体大，经周恩来落实，至1952年，包括政法部门在内的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定期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制度正式形成，亦即（一）每两月作一次综合报告，应由党组负责人执笔，内容以执行中央政策、业务进行情况为主，千字为限。

显然，八二宪法与1983年《法院组织法》在涉及人大与法院之关系的表述上存在着差异。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的话可谓其代表。

[13] （三）落实执政党对法院的领导体制之要求 新中国建立初期，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同时基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局部执政经验，执政党内很快就形成了将政法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统一共识。本文之所以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作年度工作报告作为考察对象，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有一些技术方面的考虑。